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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强烈的时代感和历史使命感（第1页）

三、强烈的时代感和历史使命感

范老十分强调史学与社会的关系，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思想。一部中国史学史表明，史学同社会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，史学同政治也有紧密的联系。

范老是一位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史学家，他力倡史学应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，以先进的史学为社会进步服务。1958年，他撰写《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》的文章。对于这个提法，今天仍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认识。但是范老提出这个问题的实质，是强调重视史学同社会之间的关系，是有针对性的，也是十分有意义的。他批评史学脱离社会的现象是一种“衰暮的现象”，是在“象牙之塔”研究历史的现象。

为了说明史学同社会的关系，尤其是同政治的关系，他例举了《春秋》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这三部影响很大的史书，指出：《春秋》是“整个封建时代的基本政治学”（范老是西周封建论的主张者）；《史记》的《今上本纪》《平准书》《封禅书》批评汉武帝，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；《资治通鉴》中的“臣光曰”，“哪一条不是谈政治的？”因此，他认为：

这三部最著名的史书以外，不论正史或野史，总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写成的。正史叙述一个朝代或若干朝代的政治活动，在叙述中就含有写作者的政治观点，更不用说，赞、评、论、史臣曰等等的专为褒贬而作。[13]

他还指出，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代表人物章太炎、刘师培等，并无学术应该和政治分离的说法。

范老所反复强调史学与政治是有密切联系的这一论点，是十分正确的。在当今史学界，有一种观点，认为史学应当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史学不应同政治有任何联系，甚至认为史学与意识形态无关，等等。这些观点，从史学史上是很难找到充分的根据的。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叫作《史学家和政治》；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文章，叫作《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——论唐太宗和历史学》，都是试图阐述史学同政治的关系，以及人们应当怎样处理这种关系。我始终认为，对于这个问题，史学工作者不应采取否定的或回避的态度，而应做深入的研究，从中找到合理的答案，以有利于史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。至于“**”中的“儒法斗争史”的宣传，那已经不是史学，那是政治，是披着史学外衣的政治。在这种政治之下，史学家被打倒，史学被践踏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确有认真思考、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必要。正因为如此，重温范老的这些论点尤为必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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