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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结论（第1页）

五、结论

以上利用敦煌悬泉出土的传文书讨论了西汉时期郡邸的使用情况，认为除上计之外，临时赴京师公干要下榻郡邸需要在传文书上标注。年末上计时计吏入住其中可能有律令规定，无须每次在文书上注明。平时郡县官吏因向朝廷运送钱物、各种人员，刺史因年末奏事等会经常到京师公干，入住郡邸当是常态。郡邸不止是官吏进京的住所，亦是官吏私下交往的重要舞台。

南朝时期邸从王公住所发展成为渔利的商铺，称为邸店或邸舍，是与邸的特殊地位，使用者可以利用官方渠道与机构免费运送货物分不开的。这种假公济私的做法蔓延南北，南北朝末年南北竞相开始向邸店课税，加上唐代以后法网渐严，其特权地位受到挑战，邸店逐渐沦为一般商铺的通称。

隋开皇六年（586年）设立朝集使时，仍在长安立郡邸，不过，到唐初，却已要租赁房屋，太宗贞观中曾下令为诸州朝集使造邸第三百余所，但四十年后，便“渐渐残毁”，多数朝集使入京恐怕又要赁屋而居了。①到唐后期“道”的作用加大后，各道驻京的机构则称为“进奏院”。“邸”不再成为地方在京师办事或住宿机构的正式称呼，当然，习惯上人们还是常常使用它；此外，“邸”成为王公官僚住所的泛称。这种所指对象的演变，以及同类机构称呼的变迁，均与上面所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不难看到官员在制度框架下反复的“搭便车”行为所引发的变化，亦可以说是“私欲”推动制度变化的一个例子吧。

查阅资料中得到孟彦弘、蔡万进先生的惠助，修订中得到井上幸纪小姐、广濑薰雄先生的细心指正，谨此一并致谢。

原刊《清华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11年第5期，第32—43页。因版面有限，刊发时注释有删节，此次恢复原貌，并有增补与修改。本文曾由井上幸纪翻译，名为《“朝宿の舍”かち“商鋪”へ——漠代の郡国邸と六朝の邸店についての一考察》，收入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东洋史学专修研究室编：《中国都市論への挑動》，东京：汲古书院，2016年，第97—132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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